新小說中的外國女杰
——近代女性的理想人格代表

伴隨著民族災難的接踵而至，同時西學東漸也給近代的知識分子打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看世界的窗口，作家們普遍從西方民主主義理性精神中接受了民族平等思想的啟迪，從根本上走出了以往“自我中心”觀念。他們很快發(fā)現，外國的英雄志士、民族俊杰、文化偉人也是中國人應仿效的很好的榜樣，外國人奮發(fā)圖強的事跡也可作為中華民族振奮自己民族精神的動力。對于剛剛興起的婦女解放思潮而言，花木蘭、梁紅玉等歷史上的傳統(tǒng)女性已不能完全適應晚清復雜激烈的社會環(huán)境，人們迫切需要一個思想型的女性啟蒙主義者和新觀念的實踐者作為女性人格的代表。于是，知識分子將目光轉向了西方。與中國古代女性的舉例多半須斷章取義不同，外國女杰的事跡運用起來因貼近晚清國情，而更少曲解。很快，法國歷史上著名的愛國者圣女貞德，俄國民粹黨領袖蘇菲亞，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鼓動者和領導者羅蘭夫人，以拯救黑奴出名的批茶女士（即美國女作家斯托夫人），適應了新知識分子對女性的要求，漂洋東渡，被中國人奉為理想女性的代表，而屢屢出現在小說詩文里。
金天翮之《女學生入學歌》所歌唱的“緹縈、木蘭真可兒，班昭我所師。羅蘭、若安夢見之，批茶相與期。東西女杰益駕馳，愿巾幗，凌須眉” ，所立女杰楷模東、西各半；梁啟超以他一枝揮灑激情的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