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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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國走出了八十年代末的經濟蕭條，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城市居民收入倍增，外資踴躍進入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吸引了世界的注意力。然而，就在人們?yōu)榻洕睒s所創(chuàng)造的甜蜜陶醉時，經濟蕭條已出人意料地悄然降臨。近幾年以來，商品全面滯銷，物價連年下跌，刺激需求成了媒體報道重心及政策研究者的中心議題。如果我們能超越那些就事論事的具體策論，就會發(fā)現，我們其實應該先去思考一個并不高深的問題：這次相對的經濟蕭條期的出現完全是偶然的嗎?由此再往前追溯，還會發(fā)現，我們對九十年代上半期的那段經濟繁榮的根源其實也所知甚少。不懂得繁榮從何而來，自然也就很難判斷繁榮能否持續(xù)下去；找到了以往經濟繁榮的緣由，有助于判斷中國恢復九十年代上半期那種經濟榮景到底具有多大可能性。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更具理論意義的問題也同樣值得我們深思：經過二十年的市場化改革，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并未擺脫粗放、浪費、效率低下的舊模式，不僅在國有部門中仍然如此，而且連不少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也浸染上了這個毛病，可是，為什么這種粗放型發(fā)展的舊模式不但沒有造成經濟停滯，反而帶來了前一階段的經濟繁榮呢?中國人是否能繼續(xù)這種局面：既不需要花費大的代價去改變經濟發(fā)展舊模式，又能不斷地享受經濟繁榮的甜頭呢? 　　 在這一連串問題的背后，隱藏著一個"謎"--九十年代中國的經濟繁榮至於從何而來？如果能夠清晰準確地解析這個"謎"，那么，就不難對中國經濟發(fā)展的現狀、問題和趨勢作出判斷。但是要研究這一問題，卻很少有可借鑒的理論。經典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市場機制如何產生有效率的經濟增長和繁榮，比較經濟體制理論研究社會主義體制為什么必然造成粗放型增長和經濟停滯，關于俄國東歐經濟轉型的種種研究討論轉型中國家怎樣推動市場化、早日走出經濟蕭條。可以說至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種理論體系能解釋中國在市場化過程中出現的這種具有粗放型特征的經濟繁榮。 　　 要解這個"謎"，只能從實證分析入手，找出具有規(guī)律性的現象，才能作出較客觀的判斷。筆者根據多年來對中國經濟的觀察，經過實證分析，試圖解釋中國改革中經濟繁榮的成因，并指出目前這一相對蕭條期和前一階段的繁榮期之間的某些因果關聯。如果要用一句話來點出本文的主題，那就是：弄清楚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繁榮從何而來，就能明白九十年代下半期繁榮又緣何而去。 　　 一、中國經濟前景的常見分析方法面臨挑戰(zhàn) 　　 在轉型中的原社會主義國家里，中國的經濟表現堪稱"一枝獨秀"，顯然這反映出了"中國道路"所具有的某種特殊性。解釋此類特殊性有兩種基本角度，一種是與它國作比較研究，看是何種因素導致兩國之間的相似性不產生共同特征；另一種是側重看本國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種種影響。而從后一種角度得出的結論有沒有充分說服力，常常可以用前一種方法來檢驗。西方一些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傾向于從后一種角度觀察問題。他們強調，中國與東亞地區(qū)的歷史文化淵源有利于吸引外資，中國的廣大農村長期落后，這反而使目前農村的工業(yè)化擁有巨大潛力，可加快經濟增長等。按照當代社會科學里新制度主義學派"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觀點，任何國家的發(fā)展道路都與它過去的足跡有密不可分的聯系。但是，除了這些獨特的歷史條件之外，中國和東歐俄國的原有制度基本相似，而社會經濟轉型的大體方向也非常接近。為什么看起來相似的轉型過程會有完全不同的結果呢？ 　　 面對中國獨特的經濟表現，在中國研究領域內（包括中國國內的研究）一種常見的說法是，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市場機制開始、并將進一步占據主導地位，因此帶來了經濟的持續(xù)繁榮。如果僅僅局限于觀察中國，這樣的解釋或許有一些道理；但如果把這一說法拿到別的轉型中的原社會主義國家去檢驗，就會發(fā)現這一說法的局限性立刻就暴露出來。市場機制占據了主導地位，就能立竿見影地看見經濟成長快、收入大幅度提高嗎？多數原社會主義國家的事實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前蘇聯及東歐的每個國家，都可以看到非國有經濟的迅速擴張、計劃體制的瓦解、市場化過程加快等，可見這些現象絕非中國的獨家成就。有的國家，如匈牙利開始市場化改革比中國早得多，也比中國更早確立了市場機制的重要地位；另外一些國家，如東德、捷克等國家，它們改革的起步雖晚于中國，但進展比中國快，措施更堅決、徹底。然而，無論是市場化程度比中國早得多、高得多的國家，還是經濟制度的轉軌比中國更徹底、成功的國家，或者市場化過程比中國更緩慢的國家，都沒有出現中國這樣的高度經濟繁榮；相反，它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經歷了轉型期經濟衰退（Kornai 1993），即使渡過了衰退期，它們的經濟有所恢復，其繁榮程度也不如目前的中國。由此可以推論，單純用市場化的成就無法有說服力地解釋中國的經濟繁榮；除了市場化的作用之外，中國的經濟繁榮另有原因。 　　 國際上對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現狀的一個共識是，市場化過程中的重重困難遏止了俄國、東歐國家的經濟成長?？墒牵袊c俄國東歐都面臨著改革的共同性難題，比如國有部門在轉型中效率低下，官僚機構放棄了計劃管理卻利用地位和權力繼續(xù)支配著經濟資源，經濟市場化推動了貿易與金融的繁榮卻未能有效改變扭曲的工業(yè)結構等等。這些共同難題在東歐俄國產生了大同小異的經濟結果，可是為什么唯獨中國避免了"轉型期經濟衰退"呢？是什么因素幫助中國免受轉型期經濟困難的困擾呢？ 　　 一個在中國國內比較流行的說法是，中國之所以能夠保持經濟增長的態(tài)勢，是因為在改革中堅持開放政策、成功地吸引了上千億外資，從而保障了經濟繁榮。按照這個邏輯，東歐和俄國只要能象中國一樣、在改革的同時大量吸引外資，經濟就可以同樣繁榮。然而，德國的情形卻提出了反證。兩德統(tǒng)一五年來，依靠西德地區(qū)的強大支援，東德的市場化穩(wěn)步堅定地推進，同時德國政府向原東德地區(qū)投入了八千億馬克的資金[1]，原東德居民人均獲得約三萬美元，這幾乎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十五年累計人均獲得外資的三百倍。東德曾經是"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樣板，早已實現經濟現代化，現在再加上西德"兄弟"如此慷慨的幫助和西德企業(yè)家的直接指導，是否就實現了經濟的起飛呢？實際情況遠非如此。東德地區(qū)雖然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但在轉型中同樣經歷了嚴重的經濟衰退。東德工人曾經是原社會主義國家中技術素質最好、最服從工作紀律的勞動力，其勞動生產率迄今仍然僅及西德工人的一半；東德的產品長期以來質次價高，但過去在"經互會"國家中卻還是首屈一指、供不應求的，如今這些產品不得不完全進入國際國內市場競爭，結果其售價比統(tǒng)一前下跌一半；低生產率、低市場競爭力加上高工資，使大部分私有化后的東德企業(yè)仍然不具備國際競爭力；東德地區(qū)的失業(yè)率一度高達14%。[2] 　　 這樣的"成績單"比中國要差得多。況且，盡管收入翻了一番，目前還有40%多的東德居民認為，當前的經濟狀況并不比統(tǒng)一前好，甚至是"惡化"了。[3] 為什么中國的人均獲得外資只及東德的1/300，但卻保持了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城市內更低的失業(yè)率和更高的收入增長率及民眾滿意度？ 　　 還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經濟繁榮得益于漸進型的改革策略。漸進而慢速的改革意味著較多地保留舊體制，從而有利于保護舊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有利于維持現狀和穩(wěn)定。但如果多保留舊體制、多保護舊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就能帶來經濟繁榮，那又何必付出艱巨的努力去深化改革呢？南斯拉夫實行了幾十年的漸進型改革，一度贏得經濟繁榮，最后終于在八十年代后期陷進經濟困難的泥沼（Woodward 1995）。這一案例說明，漸進型改革對經濟發(fā)展有利有弊。那么，中國的漸進型改革對經濟發(fā)展的利弊何在呢？不了解這些利與弊，就無法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fā)展走勢作出判斷。 　　 上述常見的分析方法有明顯的局限性，不僅是因為它們的邏輯無法有效解釋中國之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同類型轉型過程，還因為它們甚至常常無法解釋中國存在的一些經濟現象。近幾年來，不少中國經濟問題的觀察家把注意力放在中國的股市、房地產市場、城市新興的高檔消費需求上，如果眼睛盯住這些方面，也許會覺得中國大陸的經濟與香港、臺灣、新加坡差別不大。但如果換一種角度，觀察下列幾個在中國出現過的、充滿了矛盾的經濟現象，就會發(fā)現中國的經濟狀況與市場經濟國家差別很大，用市場經濟的眼光和觀念是無論如何也解釋不通。 　　 第一，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市場導向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而國有部門的貢獻最??；但從國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來看，同期得益最多的卻是為國有部門工作的員工（國家統(tǒng)計局農調總隊課題組）。第二，在這一時期，國有部門一方面為冗員過多和工資成本增長過快而發(fā)愁，另一方面又不斷增雇大量農民工。第三，在市場化程度已相當高的消費品市場上，價格的變動與市場經濟中常見的情形相反，1995年以后，富裕、購買力強、需求旺盛的東部省市價格上漲少，而貧困、購買力弱、需求清淡的中西部省份價格上漲多[4]}，若把這一年各省和直轄市按物價上漲幅度由低到高排列，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繁華富裕的都市名列全國物價最低省市的前六名之內[5]。 　　 這三個現象涉及收入分配、勞動力市場及價格決定等最基本的經濟問題，在它們的背后，可能隱藏著未被認知的、左右著中國改革發(fā)展路徑的規(guī)律，值得深入研究。理論上，究竟經濟成長過程與制度轉型過程是一種什么關系，這是個跨學科的新課題，新古典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理論中并沒有現成答案。經濟增長與穩(wěn)定，可以被看成只是個宏觀經濟問題，但在制度轉型中它的實現卻不僅僅是由貨幣財政政策決定的；制度轉型中這些宏觀經濟現象的微觀經濟社會基礎在逐步改變，改變的實際過程事實上并不是執(zhí)政者或學者的純粹理性設計的結果，而是由利益攸關的當事各方相互影響、妥協形成的，因此是一個社會政治過程。要判斷制度轉型中經濟社會的發(fā)展趨勢，應當注意用跨學科的眼光，把經濟發(fā)展過程放到現實的社會演變過程中去觀察。 　　二、港臺資本送來的繁榮 　　 中國的經濟今后會象它過去那樣快速成長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分析八、九十年代經濟繁榮的成因，看這些曾促使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因素今后是否仍然有效。若僅僅根據中國過去的經濟增長記錄推測未來的成長，就只能作簡單、膚淺的判斷。 　　 中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都出現過經濟繁榮，但兩次繁榮的經濟原因完全不同，第一次是由城鄉(xiāng)居民迅速擴大的消費需求推動的，而第二次則來源于外資推動的投資高潮。到八十年代末期，推動前一次繁榮的消費需求已經欲振乏力；1990-1991年中國經濟曾經陷入相當嚴重的經濟蕭條，政府用了各種辦法，都未能有效地解決消費疲軟、工商庫存倍增、制造業(yè)衰退等問題。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