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及其待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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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及其待解的問題
1、發(fā)現(xiàn)寫作的難度
　　一九九八年六月八日，就在余華準備前往意大利領取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的頭一天，他接受了《中國圖書商報·書評周刊》記者王瑋的訪問。在這個訪問里，余華著重談了他的獲獎作品《活著》，并說“活著是生命的唯一要求”。最后，王瑋問道：“九六年《許三觀賣血記》出版之后，一直沒見您有新的作品出版，這也是很多不論喜歡還是不喜歡余華的人最關心的一個問題了：您的下一部作品什么時候問世？”余華回答得干脆利落：“我想我的書必須在本世紀結(jié)束前問世，……我突然發(fā)現(xiàn)九十年代已寫了三部長篇，而且這三部長篇全部是在九五年以前完成的，我感覺我拖拖拉拉的這部長篇一定要在明年結(jié)束以前完成，要不我覺得我整個九十年代的后半截全玩掉了。”（1）三年后，也就是二ΟО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大連一個有關長篇小說文體的會議上，有人在酒桌上再次就這個問題詢問余華，我記得很清楚，當時，喝了點酒的余華有點含糊其詞，沒有說出我們預想中的答案?！蛟S，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新的長篇究竟要在什么時候才能最終完成。而就在那一刻，我越發(fā)覺出了余華作為一個作家的重要性，因為并非每個作家都能讓讀者如此掛心他的寫作計劃的。
　　為什么當別的作家都恐懼時間對自己的無情清洗的時候，余華，卻能獨自享受時間流逝之后別人對他越來越急迫的期待？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余華曾經(jīng)寫下了重要的作品，并通過這些作品在讀者心中埋下了希望的種子。而更多的作家，則在時間的另一端無聲地消失，又有誰去關心呢？余華不同，他在寫作上是一個謹慎而執(zhí)著的人。據(jù)統(tǒng)計，他是同時代作家中寫作字數(shù)最少的作家之一，但他也是廢品最少、被研究得最充分的作家之一。余華作為一個優(yōu)秀作家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已經(jīng)不可動搖，他的許多小說（《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等），被眾多批評家和媒體評選為九十年代最有影響的作品；即便在國外，余華也具有了崇高的聲譽。但這一切，似乎都不能打消我心中的疑慮：為什么在長達六年的時間里，余華一直未能寫出哪怕一部新的小說？——已經(jīng)有許多善意的人，將此漫長的停頓理解為是余華的認真，是余華在著力尋求新的突破所作的必要的沉默和準備。我不懷疑這點?？晌乙餐瑯酉嘈胚@樣一個答案：余華的寫作一定遇見了巨大的困難，那種如何繼續(xù)下去和如何超越自己的困難。我甚至認為，余華在這期間寫作的大量隨筆，正是他對自己面臨的困難所作的一次澄清和探查，或者說，是余華試圖克服這種寫作困難所作的另一種努力。
　　我這樣說，有些人可能會誤以為我對余華失去了信心，事實上，恰恰相反，因為在我看來，只有像余華這樣認真的作家，才會真正面臨寫作的困難。那些輕松的、閑適的、無所事事的作家，在任何時候，他的寫作都將是順利的，沒有障礙的?！麄兛梢匀萑讨貜突蛘吆翢o意義的語詞繁殖，卻從不為自己的寫作設定起碼的難度。而我要說，沒有難度的寫作，一定是平庸而無意義的寫作；就像它的誕生非常容易一樣，它的消失，我想，也將極為迅速。已經(jīng)有太多的寫作者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生動例證。但余華不愿意成為這樣的作家，所以，他為自己的寫作建立起了異乎尋常的難度：他的每一部重要作品出現(xiàn)，幾乎都是一次騰跳，一次逾越，一次精神和藝術(shù)的攀援?！兑痪虐肆辍?、《現(xiàn)實一種》、《世事如煙》是這樣，《在細雨中呼喊》、《活著》、《許三觀賣血記》也是這樣。我相信，正是因為余華對于寫作難度的智慧警覺，才使他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充當了先鋒作家的角色，并成功地實現(xiàn)了寫作上的幾次轉(zhuǎn)型；我也相信，正是出于對這種寫作難度的畏懼，余華才遲遲不肯出版他一生中的第四部長篇小說。
　　似乎可以這樣說，寫作的難度，正越來越深刻地折磨著那些有責任感、有藝術(shù)追求并渴望探查人類精神真相的作家們。余華就是其中的一個。早在一九九二年的時候，他便表達了這樣的觀點：
　　一成不變的作家只會快速地奔向墳墓，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捉摸不定與喜新厭舊的時代，事實讓我們看到一個嚴格遵循自己理論寫作的作家是多么的可怕，而作家源源不斷的生命力在于經(jīng)常的朝三暮四。為什么幾年前熱衷的話題，現(xiàn)在已經(jīng)無人顧及。是時代在變？還是我們在變？這是難以解答的問題，卻說明了固定與封閉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作家的不穩(wěn)定性取決于他的智慧與敏銳的程度。作家是否能夠使自己始終置身于發(fā)現(xiàn)之中，這是最重要的。（2）
　　很清楚，“使自己始終置身于發(fā)現(xiàn)之中”，這就是余華的寫作難度，他力圖拒斥的是“一成不變”。余華后來的寫作實踐證明，他說這個話并不是為了搪塞讀者。只是，在時代的微妙變化面前，許多作家并不像余華那樣，具有在寫作難度中孤獨前行的勇氣，而是毅然從這種難度面前起身離去，轉(zhuǎn)而尋求商業(yè)和市場的成功。有些人的確成功了，也有些人因此提前就開始從文學舞臺上退場。這個事實，我認為與當代文學的興衰密切相關。我不想回憶歷代以來，有多少作家由于滿足于短暫的成功，如何被時代和讀者迅速拋棄。我不想回憶。 　　我愿意進一步設想的是，如果要使當代文學從低迷的光景中走出來，走向真正廣闊、高遠的境界，惟有吁請作家們都找回自己寫作的難度（藝術(shù)的和精神的），并以這個新的難度為起點，帶著自己全部的勇氣、智慧、決心和天才上路，最終才有可能重新企及那個理想中的文學目標。我們知道，歷史上任何一個偉大的作家，他的寫作，都是一個超越已有的難度并建立新的難度的過程；他的創(chuàng)造性，體